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是我国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经济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也是金融工作的着力点。那么，金融如何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庆明博士做客《理论周刊》，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为什么中央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将该项改革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改革内容？

　　赵庆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正式进入官方文件是在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中央经济工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和部署，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立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今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再次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会议研究的头项重点工作，习总书记强调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如此短时间内、如此频繁并且高规格的研究供给侧改革，可见中央对此项改革的重视程度。

　　自2011年，我国GDP增速已经连续5年下滑，尤其是2012年以来增速均在8%以下，去年增速更是会落到7%以下，相对于2001年至2011年年均近10.5%的增速，增速回落幅度达50%。针对经济增速下滑，本轮起始相对温和，但是不断加码的刺激措施并未能止住下滑走势。以2014年二季度开始的定向降准算起，经过了连续6次降息、5次降准、加强保障房建设以及上马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但是经济增速并没有企稳，更不用说回升了。而在以前，较为密集的刺激政策出台后往往两三个季度就会见效，GDP增速会有明显的回升。因此，整体上可以判定我国本轮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潜在增长率回落导致的，属于结构性问题，当然其中也有周期性的因素，但周期性因素不是主要的。过去三年的事实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再主要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主要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当前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供给侧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记者：您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应发挥什么作用？

　　赵庆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五大任务中件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去杠杆、降成本更是与金融直接相关。我个人认为，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重点处理好两个方面：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平衡好自身发展与支持实体经济的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的关系、支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局的关系。大力推进化解产能过剩，毫无疑问，将使本已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的银行业遭受“雪上加霜”的打击。随着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我国银行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不良贷款上升的情况。根据银监会的统计，到2015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比2013年末增加了近一倍，同期，不良率由1.0%上升到1.59%，上升极为明显。2015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的利润总额同比仅增长2.2%，部分银行的利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据预测，去年全年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一改过去多年的行业利润年均增长10%的局面。为了维持利润的相对稳定，面临去产能而要遭受不良贷款增加，商业银行必然希望通过增加信贷投放和提高贷款利率水平来转嫁不良损失。而去杠杆假如不是绝对降低银行的信贷投放量的话，也是要相对降低，而在中央要求以及实体经济部门也热切盼望降低资本成本的情况下，扩大息差也是难上加难的事。

　　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确实将逆转过去银行的好日子，但是也不至于太过悲观。这是因为，一是银行有较为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具有承受一定损失的能力。到201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达到22634亿元，是当期不良贷款余额的近两倍，贷款拨备率超过3%。即使如外界所分析的那样，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不良率要高于公布的数据，但是不良率不等于损失率，不良贷款中相当一部分能够通过打折、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变现或回收；二是银行业经营状况最终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状况。银行业并不具有超然的地位，不可能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存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商业银行应该有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的勇气和担当，团结合作，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我国经济重新焕发生机。也只有这样，银行业才能找到根本性的出路。

　　另一方面，加快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扩大股权融资，但同时要严格退市制度，严厉打击恶意圈钱和内幕交易，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实体经济部门金融杠杆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股权融资受限，从而不得不过度依赖银行信贷以及民间借贷等间接融资。根据央行统计，从增量上看，2015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有7604亿元，仅占当期社会融资规模的3.3%；从存量上看，截至2015年末，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38.14万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存量仅4.53万亿元，占比也是仅有3.3%。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且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之下，去杠杆绝不能简单靠降低企业债务来实现，而是必须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用股权融资替代传统的债权融资。

　　股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愿意成为公众公司的优质企业提供公开融资。政府以及监管部门不应该过度看重股票市场指数，更不能为了让股市上涨而人为抑制企业IPO和再融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实体经济决定股市，而不是股市决定实体经济。只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股市就一定会有良好表现。

　　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应该与严格退市制度、严厉打击恶意圈钱和内幕交易等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配套改革同时进行。审批制下，本应一文不值和立即退市的ST公司反而成为“壳资源”，成为被市场追捧的对象，这是资本市场的怪胎。有些ST公司被经过重组再包装，股价一飞冲天，成为部分资本获取暴利的工具。我国股市发展25年以来，罕有上市公司退市，那么多公司涉及财务作假、虚假披露、操纵股价、违规减持、内幕交易的行为，却鲜有被查处，即便追责，作出的处罚与其非法获利往往是极不相称。也正是因为如此，炒风盛行。股市暴涨暴跌也抑制了股市的融资功能的正常发挥。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98年到2012年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就有7769家上市公司退市。没有严厉的退市制度，优质公司就难以获得优质的价格，好公司未必能够“卖出”好价钱，股市奖励先进鞭挞落后的作用就无法充分实现。

　　记者：除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挥自身作用外，外部社会环境还应提供哪些助推措施？

　　赵庆明：一是应补短板。就是要大力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切实降低准入门槛，成立一大批专门对接小企业融资的小银行。我国的短板主要在于创新不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光是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小企业的发展。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以及中小板、创业板等股权融资，但是毕竟能够获得风投以及上市融资的小企业是极少数，所以要从根本上补足短板、促进小企业的发展，还是要靠一大批小银行来解决它们的融资问题。

　　毫无疑问，大银行对接大企业，小银行对接小企业。这基本上是一个定律。美国小企业融资问题解决得相对较好，主要得益于美国有一大批小银行。即使大型企业、优质企业转向直接融资，大型商业银行信贷客户将会重心下移，他们选择的客户往往也是规模较大的中小企业，或者说是中小企业中较为优秀的那一小部分企业，绝大部分小型和微型企业难以成为大银行的信贷客户。

　　小企业信贷需求往往具有短、频、急的特点，同处一个相对较小区域内的小银行在服务区内小企业上，往往比大银行更有优势。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更加需要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新成立一大批以小微企业为主要目标客户的民营性质的小银行。

　　放开准入门槛，将大部分民间借贷逐步纳入到正规金融范畴。金融无小事，任何金融活动不应该成为法外之地。经营性的民间借贷，不纳税，也不用承担监管费用，如果任其发展，对于依法纳税的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小银行必然形成不公平竞争。而对于民间高利贷，则应严厉打击。高利贷的盛行与猖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当前小企业融资贵的罪魁祸首。

　　二是应通过政策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加快僵尸企业的重整或退出，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不良债权。化解产能过剩与推进“僵尸企业”重整或退出，离不开相关不良债权的处置。产能过剩领域里的不良债权，如果单靠市场化手段或单靠银行自身消化，将是一个极其困难和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通过政策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加速不良债权处置，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重组的企业得以重组，从而让企业放下包袱，重新焕发出活力。通过给予优惠的税收安排等手段，让银行有动力加速处置不良贷款，这将有利于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此外，加快处置不良贷款，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真实，有利于打消外界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的疑虑，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的估值。

　　当然，在加快僵尸企业的重整或退出的过程中，要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应将其变为逃废银行债务的借口和机会。

　　三是应完善金融领域的立法，坚持依法治理金融，树立金融无小事的理念，让各种金融活动都依法开展。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2014年2月28日深改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此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表述见诸习总书记的数次讲话中。当前，我国金融乱象滋长和一些百姓被骗的背后，是有关金融方面的法律不完善和有法不依。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国际上看，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是从一些小的金融业务引起的。2008年从美国发生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由次级贷款这么一个小业务引起的。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时，美国总共发放的次级贷款也就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与美国当时50多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我国应该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机，加快金融领域的立法、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让金融业务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宗旨开展。